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记者 陈小茹 “中国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的哪些内容对外国企业有‘直接影响’？”在7月26日、2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分别面向140余国驻华高级外交官、120余位外国工商界代表举办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宣介会上 ，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与中国马来西亚商会会长罗维坚的提问都聚焦三中全会对外国在华投资的部署。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以“开放”“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来回应，强调“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机遇，扩大国际合作，中国永远在路上”。 7月29日，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面向在华外国工商界举办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宣介会上，中国马来西亚商会会长罗维坚在提问。马子倩/摄 在“全面深化改革”前加上“进一步”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共三中全会的主题，都与“改革”紧密相连。从哪里入手理解本届全会与往届的不同？尼泊尔驻华大使比什努·施雷斯塔想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进一步解释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各方面出台3000多项改革方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在“全面深化改革”前加上了“进一步”，“这非常重要”，表明改革领域依然很宽。 《决定》明确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首次提出“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发展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意志，鲜明且坚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一位英国经济学人智库代表关心中国财政如何保证做“蛋糕”的可持续性。韩保江认为，关键在于激发改革创新活力，积极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决定》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管得住’是一个新提法。”韩保江强调要准确理解这一新提法的内涵：“活而不乱”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经济40多年来平稳运行，离不开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 7月26日，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面向外国驻华高级外交官举办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宣介会。马子倩/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政策纲领的政党，党的政策保持系统性和连续性，使得治理效率得到有效提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杨雪冬指出，《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其中既有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也有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不少在华外国代表都有相似的“读后感”，这反映在提问主题的多元化上：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到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再到中国如何引领世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两场宣介会上，交流互动环节的时长都因热烈提问而一再延长。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为《决定》第七部分单独成章。《决定》明确，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各位最关注的可能是有关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国务院原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在发言中从五方面对此进行“解构”：首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第二，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熟悉国际运作规律的跨国公司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三，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到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再到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决定》提出很多与“开放”相关的新部署，都是跨国公司特别关注的领域。 第四，《决定》提出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强调既要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也要统筹发展“小而美”民生项目。 最后，《决定》对跨国公司关注的政府采购、数据跨境流通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作出回应，明确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7月29日，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面向在华外国工商界举办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宣介会。马子倩/摄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外传递出许多积极信号，比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营造对外资更有利的竞争环境，这都是外资企业非常关心的实际问题。”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栢文同时还关注各项改革措施在各省市地方层面的贯彻落实问题。 对此，张燕生指出，从中央到地方推动落实《决定》中指出的“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未来各方要加强协调的方向。杨雪冬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项政策的落实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决定》第57条明确指出，“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 江小涓也在回答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的提问时强调，“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外资企业在华待遇，有关部门经常召开座谈会，遇到问题都可以及时反映。”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如何处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出席宣介会的在华外国人士集中关注的另一重点议题。 《决定》指出，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其中包括“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如何理解“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和“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关系？中国欧盟商会董事马博策、中国美国商会副会长马琼娜都希望专家对这一部分内容作进一步解读。 韩保江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有保障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循环畅通，才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中国并不是要闭门造车。”韩保江强调，中国拥抱开放，希望更好地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产业布局，不搞零和博弈，因此不会影响在华国际企业的发展。 杨雪冬进一步表示，当前包括欧美国家在内，各国都在产业政策调整中把安全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在此背景下各方更应警惕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而是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具体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决定》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当全球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为增强世界确定性作出了哪些贡献？”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谢尔盖·萨纳科耶夫问道。杨雪冬从三方面回答说：首先，中国用自己发展的确定性来维护世界的确定性；其次，中国始终在引导和推动全球化发展；最后，中国强调要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江小涓强调，“中国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未来也会为世界做得更多。” 7月29日，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面向在华外国工商界举办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宣介会期间，中外人士在多语种书籍展示区驻足。马子倩/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